【专家有话说】向全球进发中国外交需要「仁智大国」的自我修养

作者:admin 时间:2019-09-22 17: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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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: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,中国的政策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学等不同领域应该如何总结经验、蓄力再出发是舆论界试图探讨的内容。从外交的角度来说,你认为中国外交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?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

王逸舟:从我研究外交几十年的视角来看,中国在70年间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把中国外交70周年的发展分为三个背景完全不同的阶段,各自的使命和特点也不尽相同。第一个阶段是建国的前30年,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将近40年,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外交逐渐步入第三阶段。

这三个阶段,已经给当今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,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大影响。

第一个阶段,是革命中国,或者可以称之为红色中国。这个阶段中国的显著特点是「站起来」。1840年以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,中国长期遭受压迫,作为半殖民地,被世界列强国家任意摆布。在长期的屈辱中,中国人开始抗争、开始革命,开始把延安精神传播到世界其他同样遭受压迫的地方,尤其是亚非拉国家和地区。

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阶段性特点,顺应了二战以后全球范围内,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政治独立浪潮。西方传统政治统治在二战中遭受了重创,德国、日本这些西方体制自身酝酿出的「毁灭性力量」对西方自身也产生了巨大冲击。在这个阶段,西方国家对亚非拉地区的压迫体系已经摇摇欲坠,亚非拉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,革命浪潮摧枯拉朽般颠覆了殖民体系,打破了传统的帝国统治。

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,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、国际组织建立,这些现象的影响远超出此后任何单纯的历史节点。人类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、殖民主义,开始进入追求更加和平、文明、正义、公正的时代。

今时今日回顾这段时期,很多人并不能理解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,特别是不理解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到了后期为什么变得十分狂热。但事实上,这有其历史必然性。联系时代大背景来看,二战以后西方传统殖民体系的崩塌,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的百年进程其实都包含了毛泽东的路线和方针,即斗争、革命、不断造反。

自毛泽东以后,中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租界、军阀混战以及各种外国势力通过控制军阀、设置买办进行缠斗的局面,中国大陆真正变成一个统一的、主权独立的国家,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局面。另外,中国也帮助了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获得新生,这些国家彼时同样遭受压迫,深陷贫穷的泥淖,而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者,带领中国走向革命的历程,深深激励了这些国家的民众。无论是中国的直接援助还是间接精神激励,都让这些地区的民众记忆犹新,这也是毛泽东的最大历史贡献。

01: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突出表现是向亚洲、非洲、拉美地区输出革命,这的确是存在于当时特殊世界历史语境之下,但这一外交上的做法显然也导致了一些问题。

王逸舟:重建一个体系往往要难于打破一个体系。中国站起来了,中国的「穷兄弟们」也站起来了,而在这股二战以后出现的革命浪潮和独立浪潮之外,还有悄然兴起的红色革命浪潮以及消费热潮。西方国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不动声色地重建经济。德国、日本包括西欧战后都开始了迅速的复苏,新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迅速普及到了普罗大众。生产力和科学发展之快,以及消费品种的更新到达新高度。

然而,经济发展这一重要方面,则被中国当时的革命者所忽略。彼时为了不断推动亚非拉的解放运动,中国把大量的资源用以援助朝鲜、越南、古巴、阿尔及利亚等社会主义国际以及很多非洲国家。总的来说,不计代价、不算经济账的姿态,放缓了对经济民生的关注,国内很多经济建设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。

这就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缺乏活力,创造经济发展的各个主体也围绕革命机器运转,因此,经济细胞的活力得不到释放,人民的民生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。尤其到了文革期间,这种思想变得极左,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」,抓经济工作会被认作修正主义而遭受排挤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,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被边缘化,根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调研,当初中国的人均收入甚至不到非洲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,位于联合国一百多个国家的末尾。回顾这段红色中国的历史要一分为二、实事求是的看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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